第283章 苏共高层的反应
柏林，列寧同志的特別病房里，四年治疗將他的生命维持在一个脆弱的平衡点上。
每天，他听著德国同志送来的经济简报，从那些报告中勾勒出一个正在蓬勃生长的红色德国。
这种近距离的观察，深刻地影响著列寧对未来的思考。
最明显的变化是对史达林的重新评估。
在原歷史中，列寧在后期甚至考虑將其调离关键岗位。
但在这个时间线，列寧看到了史达林態度的微妙转变——在多次访德及阅读韦格纳政府的建设报告后，史达林明显变得不同了。
上次史达林在柏林短暂停留期间，曾与列寧有过一次深入交谈。
这次谈话让列寧陷入了新的思考。史达林仍然是那个史达林，但他似乎开始展现出一种务实的开放性。
这或许是德国成功范例带来的衝击，也或许是史达林自身在权力位置上视野的拓展。
而托洛茨基，依然是那个国际主义者。
他三次访问柏林，每次都带回激动人心的报告：德国工人如何参与工厂管理，合作社如何稳定物价，义务教育如何培养新一代技术工人。托洛茨基坚信，苏联必须走德国道路——但要更快、更彻底。
“伊里奇，”
托洛茨基在最后一次会面时激动地说，
“德国同志用八年时间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需要迎头赶上，然后超越！”
列寧欣赏托洛茨基的革命热情和世界视野，但也担心他可能过於激进。
到了1927年春天，列寧的床头笔记本上，关於继承人问题的思考仍然布满问號。一页纸上並排写著“约瑟夫”和“列夫”，各自下面罗列著优缺点，但最终结论处是一片空白。
“或许，”他在给妻子的纸条上写道，“让他们在斗爭中证明自己。党需要能够应对复杂局面的领袖，而不是我指定的接班人。”
莫斯科，
沃伊柯夫在华沙街头被刺杀的消息，瞬间引爆了早已暗流涌动的苏共政治局。
第一个接到消息的是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当齐切林衝进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时，托洛茨基、史达林、季诺维也夫等人正在討论粮食收购问题。
“彼得·拉扎列维奇（沃伊柯夫）……在华沙……被枪杀了。”
托洛茨基猛地站起：
“法西斯波兰！这是对苏联的宣战！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
“同志们，我们不能坐视！
我提议：
第一，立即向波苏边境调动三个集团军；第二，要求德国同志在德波边境方向同步施压；第三，给华沙政府最后通牒——二十四小时內交出凶手並道歉，否则我军將越境自卫！”
“托洛茨基同志，请冷静！”
史达林的声音低沉，
“我们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是波兰政府？是白卫军残余？还是其他势力挑拨离间？盲目出兵，可能正中敌人下怀。”
“盲目？”托洛茨基转身瞪著史达林，“我们的全权代表倒在华沙街头！脑袋被打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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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一点——”季诺维也夫试图调解，但被托洛茨基打断。
“波兰法西斯政权日復一日地鼓吹反苏反德，他们的报纸叫囂要收復故土！
毕苏斯基那个独裁者做梦都想恢復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疆界！”
史达林则保持冷静说道：
“我建议：
第一，要求波兰政府立即全面调查並通报结果；第二，在国际上发出紧急声明，谴责恐怖主义行为；第三，我军进入戒备状態但暂不越境；第四，派遣特別调查组赴华沙。”
“调查？”
托洛茨基冷笑，
“等你的调查组到华沙，凶手早就跑到巴黎或伦敦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你是在害怕战爭吗？”
史达林的脸沉了下来，
“我害怕的是不必要的战爭，是让红军战士为不明不白的目標流血，是让苏联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托洛茨基同志，你的『革命热情』有时会蒙蔽战略判断。”
爭论迅速白热化，主战派以托洛茨基为核心，红军高级將领大多支持，渴望一雪苏波战爭之耻。
共產国际中的激进派也认为这是推动波兰革命的好机会，苏共部分党內青年干部，受义大利战役快速胜利鼓舞也表达了对出兵意见的支持。
以史达林为核心的书记处系统及大多数地方党委，担心战爭打乱经济建设则坚决否定出兵的意见，经济管理部门的同志，担心军事动员消耗宝贵资源。
中间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 试图调和，但两面不討好。
布哈林提出“有限军事反应配合外交攻势”的方案，被托洛茨基斥为“软弱”，被史达林认为“不切实际”。
接下来的时间里小时，苏联的国家机器在两种相反的力量拉扯下开始出现裂痕。
凌晨，未经政治局正式决议，托洛茨基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向西部特別军区、基辅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下达了“提高战备等级至一级”的命令。当天中午，三个集团军约二十八万人开始向边境集结。
而史达林通过书记处系统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保持冷静，相信中央”的內部通知，实质上在削弱托洛茨基命令的权威性。
不久，更危险的事情发生了：
驻扎在斯摩棱斯克的第3骑兵军军长谢苗·布琼尼——这位传奇骑兵指挥官、托洛茨基的坚定支持者——擅自下令部队向边境前进五十公里，並发电报给莫斯科：
“红军战士已准备好为沃伊柯夫同志復仇！”
虽然布琼尼在数小时后被总参谋部严令撤回，但这一事件暴露了军队可能失控的风险。
同日，国际舆论开始发酵。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
“莫斯科的战爭叫囂令人想起1914年的沙俄。”
法国《费加罗报》警告：
“波兰的危机可能点燃整个欧洲。”
德国《红旗日报》则强烈谴责刺杀事件，但谨慎地未提及军事反应。
第二天上午，政治局会议在火药味中召开。
托洛茨基和史达林的对峙已公开化：
“边境上已经集结了三十个师！”托洛茨基指著地图，“现在撤退，军心士气將遭受不可挽回的打击！”
“正是因为你擅自提高战备，才造成今天的局面！”史达林反击，“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你这是军事冒险主义！”
季诺维也夫试图掌控局面：“同志们，当务之急是统一思想！我们应该等待列寧同志的指示——”
“列寧同志在柏林！”托洛茨基打断他，“等他指示到达，战机可能已失！有时候前线指挥官必须根据形势做出决断！”
爭吵中，秘书送来了柏林的加密电报。
“致政治局全体同志：沃伊柯夫同志遇刺是严重挑衅。必须做出坚定回应，但需保持战略清晰。我的建议是：
一、军事上保持高压威慑；二、外交上爭取国际同情；三、立即与德国同志协调立场。行动前必须达成党內一致。列寧。”
这份电报巧妙地在双方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但最关键的指示在最后一句——“与德国同志协调立场”。
收到电报后十分钟，史达林拨通了通往柏林的专线电话。
柏林，人民宫。
韦格纳刚刚结束与总参谋部的会议，正在审阅波兰边境局势的评估报告。红色电话响起——这是直通莫斯科领导层和列寧病房的专线。
“韦格纳同志，我是史达林。列寧同志建议我们立即协调立场。”
接下来二十分钟，两位领导人快速交换了情报和分析。史达林通报了苏军边境集结的实情，韦格纳则分享了德国情报部门的最新发现。
“我们的同志在华沙警察总局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韦格纳说，“现场提取的弹壳是英国製造的恩菲尔德子弹的復刻版。”
“英国人？”史达林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来。
“至少他们希望我们这么认为的。”
韦格纳顿了顿，
“但有趣的是，波兰军事情报局上个月確实接收了一批『来自友好国家』的特別经费。匯款路径经过瑞士和瑞典，最终源头……指向伦敦的一家银行。”
电话两端都沉默了。
两人都在思考同一件事：如果这是英国的阴谋，目的是什么？
韦格纳先开口：“假设伦敦希望我们和波兰打起来。最符合谁的利益？”
“一个被削弱的苏联，一个被摧毁的波兰，一个因此不得不更深介入欧洲大陆的法国，”
史达林分析著，“还有一个被裹挟捲入的德国。”
“而幕后黑手，”韦格纳接上，“就可以继续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看著欧洲大陆的强国们互相消耗。”
又一阵沉默。然后史达林问：“列寧同志的想法是？”
“我五分钟前刚和他通过话，”韦格纳说，“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明知道是鱼饵，还要不要吃？』”
“你怎么回答？”
“我说：『那要看吃下鱼饵后，我们能不能把钓鱼的人也拖下水。』”
电话里传来史达林低沉的笑声。
“韦格纳同志，你的想法很危险。”
“但这个时代本身就很危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两人迅速达成共识：
英国极可能是幕后推手，企图引发苏波战爭从而削弱整个欧洲大陆的红色力量，但正因如此，这反而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操作得当，可以“將计就计”。
“波兰必须付出代价，”史达林说，“但代价应该为我们所用，而不是为伦敦所用。”
“同意，”韦格纳回应，“我的建议是：有限度、快节奏的军事行动，以『边境安全维护』和『反恐剿匪』为名义，实际目標是——在波兰东部建立缓衝区，甚至……推动当地革命。”
“毕苏斯基会拼命的。”
“所以需要精確的打击，而不是全面入侵。
拿下比亚韦斯托克、布列斯特、利沃夫这三个战略要点，控制住铁路枢纽，波兰东部的防御体系就会瓦解。”
“德国方面？”
“我们在但泽走廊和西里西亚方向举行大规模演习，牵制波兰西部军队。同时，通过瑞士渠道向英法传递明確信息：
这是苏波双边问题，任何外部干预都將导致德国履行《德苏互助条约》。”
电话掛断前，史达林最后说：
“我会说服政治局。但托洛茨基同志……他渴望一场更大的胜利。”
“请帮我转告托洛茨基同志，”
韦格纳的声音很平静，
“最大的胜利不是占领多少土地，而是用敌人的阴谋，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標。这场棋局，才刚刚开始。”
隔天，莫斯科向华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波兰在四十八小时內逮捕並移交凶手，解散“反苏恐怖组织”，並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同日，德国宣布在但泽走廊举行“年度防御演习”，出动包括第1装甲师在內的五万部队。
波兰政府拒绝最后通牒，称刺杀是“不明身份者所为”，反指苏联“蓄意製造战爭藉口”。
凌晨，在列寧从柏林发来的第二封电报明確表示“支持有限度的必要行动”后，苏共政治局以7票赞成、3票弃权通过决议：授权西部军区部队“对波兰境內威胁苏联边境安全的匪帮武装採取跨境清剿行动”。
当天上午9时，红军三个突击集群越过边境。他们的目標是明確的：快速夺取交通枢纽，分割波兰东部军队。
每天，他听著德国同志送来的经济简报，从那些报告中勾勒出一个正在蓬勃生长的红色德国。
这种近距离的观察，深刻地影响著列寧对未来的思考。
最明显的变化是对史达林的重新评估。
在原歷史中，列寧在后期甚至考虑將其调离关键岗位。
但在这个时间线，列寧看到了史达林態度的微妙转变——在多次访德及阅读韦格纳政府的建设报告后，史达林明显变得不同了。
上次史达林在柏林短暂停留期间，曾与列寧有过一次深入交谈。
这次谈话让列寧陷入了新的思考。史达林仍然是那个史达林，但他似乎开始展现出一种务实的开放性。
这或许是德国成功范例带来的衝击，也或许是史达林自身在权力位置上视野的拓展。
而托洛茨基，依然是那个国际主义者。
他三次访问柏林，每次都带回激动人心的报告：德国工人如何参与工厂管理，合作社如何稳定物价，义务教育如何培养新一代技术工人。托洛茨基坚信，苏联必须走德国道路——但要更快、更彻底。
“伊里奇，”
托洛茨基在最后一次会面时激动地说，
“德国同志用八年时间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需要迎头赶上，然后超越！”
列寧欣赏托洛茨基的革命热情和世界视野，但也担心他可能过於激进。
到了1927年春天，列寧的床头笔记本上，关於继承人问题的思考仍然布满问號。一页纸上並排写著“约瑟夫”和“列夫”，各自下面罗列著优缺点，但最终结论处是一片空白。
“或许，”他在给妻子的纸条上写道，“让他们在斗爭中证明自己。党需要能够应对复杂局面的领袖，而不是我指定的接班人。”
莫斯科，
沃伊柯夫在华沙街头被刺杀的消息，瞬间引爆了早已暗流涌动的苏共政治局。
第一个接到消息的是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当齐切林衝进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时，托洛茨基、史达林、季诺维也夫等人正在討论粮食收购问题。
“彼得·拉扎列维奇（沃伊柯夫）……在华沙……被枪杀了。”
托洛茨基猛地站起：
“法西斯波兰！这是对苏联的宣战！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
“同志们，我们不能坐视！
我提议：
第一，立即向波苏边境调动三个集团军；第二，要求德国同志在德波边境方向同步施压；第三，给华沙政府最后通牒——二十四小时內交出凶手並道歉，否则我军將越境自卫！”
“托洛茨基同志，请冷静！”
史达林的声音低沉，
“我们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是波兰政府？是白卫军残余？还是其他势力挑拨离间？盲目出兵，可能正中敌人下怀。”
“盲目？”托洛茨基转身瞪著史达林，“我们的全权代表倒在华沙街头！脑袋被打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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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法西斯政权日復一日地鼓吹反苏反德，他们的报纸叫囂要收復故土！
毕苏斯基那个独裁者做梦都想恢復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疆界！”
史达林则保持冷静说道：
“我建议：
第一，要求波兰政府立即全面调查並通报结果；第二，在国际上发出紧急声明，谴责恐怖主义行为；第三，我军进入戒备状態但暂不越境；第四，派遣特別调查组赴华沙。”
“调查？”
托洛茨基冷笑，
“等你的调查组到华沙，凶手早就跑到巴黎或伦敦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你是在害怕战爭吗？”
史达林的脸沉了下来，
“我害怕的是不必要的战爭，是让红军战士为不明不白的目標流血，是让苏联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托洛茨基同志，你的『革命热情』有时会蒙蔽战略判断。”
爭论迅速白热化，主战派以托洛茨基为核心，红军高级將领大多支持，渴望一雪苏波战爭之耻。
共產国际中的激进派也认为这是推动波兰革命的好机会，苏共部分党內青年干部，受义大利战役快速胜利鼓舞也表达了对出兵意见的支持。
以史达林为核心的书记处系统及大多数地方党委，担心战爭打乱经济建设则坚决否定出兵的意见，经济管理部门的同志，担心军事动员消耗宝贵资源。
中间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 试图调和，但两面不討好。
布哈林提出“有限军事反应配合外交攻势”的方案，被托洛茨基斥为“软弱”，被史达林认为“不切实际”。
接下来的时间里小时，苏联的国家机器在两种相反的力量拉扯下开始出现裂痕。
凌晨，未经政治局正式决议，托洛茨基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向西部特別军区、基辅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下达了“提高战备等级至一级”的命令。当天中午，三个集团军约二十八万人开始向边境集结。
而史达林通过书记处系统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保持冷静，相信中央”的內部通知，实质上在削弱托洛茨基命令的权威性。
不久，更危险的事情发生了：
驻扎在斯摩棱斯克的第3骑兵军军长谢苗·布琼尼——这位传奇骑兵指挥官、托洛茨基的坚定支持者——擅自下令部队向边境前进五十公里，並发电报给莫斯科：
“红军战士已准备好为沃伊柯夫同志復仇！”
虽然布琼尼在数小时后被总参谋部严令撤回，但这一事件暴露了军队可能失控的风险。
同日，国际舆论开始发酵。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
“莫斯科的战爭叫囂令人想起1914年的沙俄。”
法国《费加罗报》警告：
“波兰的危机可能点燃整个欧洲。”
德国《红旗日报》则强烈谴责刺杀事件，但谨慎地未提及军事反应。
第二天上午，政治局会议在火药味中召开。
托洛茨基和史达林的对峙已公开化：
“边境上已经集结了三十个师！”托洛茨基指著地图，“现在撤退，军心士气將遭受不可挽回的打击！”
“正是因为你擅自提高战备，才造成今天的局面！”史达林反击，“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你这是军事冒险主义！”
季诺维也夫试图掌控局面：“同志们，当务之急是统一思想！我们应该等待列寧同志的指示——”
“列寧同志在柏林！”托洛茨基打断他，“等他指示到达，战机可能已失！有时候前线指挥官必须根据形势做出决断！”
爭吵中，秘书送来了柏林的加密电报。
“致政治局全体同志：沃伊柯夫同志遇刺是严重挑衅。必须做出坚定回应，但需保持战略清晰。我的建议是：
一、军事上保持高压威慑；二、外交上爭取国际同情；三、立即与德国同志协调立场。行动前必须达成党內一致。列寧。”
这份电报巧妙地在双方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但最关键的指示在最后一句——“与德国同志协调立场”。
收到电报后十分钟，史达林拨通了通往柏林的专线电话。
柏林，人民宫。
韦格纳刚刚结束与总参谋部的会议，正在审阅波兰边境局势的评估报告。红色电话响起——这是直通莫斯科领导层和列寧病房的专线。
“韦格纳同志，我是史达林。列寧同志建议我们立即协调立场。”
接下来二十分钟，两位领导人快速交换了情报和分析。史达林通报了苏军边境集结的实情，韦格纳则分享了德国情报部门的最新发现。
“我们的同志在华沙警察总局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韦格纳说，“现场提取的弹壳是英国製造的恩菲尔德子弹的復刻版。”
“英国人？”史达林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来。
“至少他们希望我们这么认为的。”
韦格纳顿了顿，
“但有趣的是，波兰军事情报局上个月確实接收了一批『来自友好国家』的特別经费。匯款路径经过瑞士和瑞典，最终源头……指向伦敦的一家银行。”
电话两端都沉默了。
两人都在思考同一件事：如果这是英国的阴谋，目的是什么？
韦格纳先开口：“假设伦敦希望我们和波兰打起来。最符合谁的利益？”
“一个被削弱的苏联，一个被摧毁的波兰，一个因此不得不更深介入欧洲大陆的法国，”
史达林分析著，“还有一个被裹挟捲入的德国。”
“而幕后黑手，”韦格纳接上，“就可以继续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看著欧洲大陆的强国们互相消耗。”
又一阵沉默。然后史达林问：“列寧同志的想法是？”
“我五分钟前刚和他通过话，”韦格纳说，“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明知道是鱼饵，还要不要吃？』”
“你怎么回答？”
“我说：『那要看吃下鱼饵后，我们能不能把钓鱼的人也拖下水。』”
电话里传来史达林低沉的笑声。
“韦格纳同志，你的想法很危险。”
“但这个时代本身就很危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两人迅速达成共识：
英国极可能是幕后推手，企图引发苏波战爭从而削弱整个欧洲大陆的红色力量，但正因如此，这反而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操作得当，可以“將计就计”。
“波兰必须付出代价，”史达林说，“但代价应该为我们所用，而不是为伦敦所用。”
“同意，”韦格纳回应，“我的建议是：有限度、快节奏的军事行动，以『边境安全维护』和『反恐剿匪』为名义，实际目標是——在波兰东部建立缓衝区，甚至……推动当地革命。”
“毕苏斯基会拼命的。”
“所以需要精確的打击，而不是全面入侵。
拿下比亚韦斯托克、布列斯特、利沃夫这三个战略要点，控制住铁路枢纽，波兰东部的防御体系就会瓦解。”
“德国方面？”
“我们在但泽走廊和西里西亚方向举行大规模演习，牵制波兰西部军队。同时，通过瑞士渠道向英法传递明確信息：
这是苏波双边问题，任何外部干预都將导致德国履行《德苏互助条约》。”
电话掛断前，史达林最后说：
“我会说服政治局。但托洛茨基同志……他渴望一场更大的胜利。”
“请帮我转告托洛茨基同志，”
韦格纳的声音很平静，
“最大的胜利不是占领多少土地，而是用敌人的阴谋，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標。这场棋局，才刚刚开始。”
隔天，莫斯科向华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波兰在四十八小时內逮捕並移交凶手，解散“反苏恐怖组织”，並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同日，德国宣布在但泽走廊举行“年度防御演习”，出动包括第1装甲师在內的五万部队。
波兰政府拒绝最后通牒，称刺杀是“不明身份者所为”，反指苏联“蓄意製造战爭藉口”。
凌晨，在列寧从柏林发来的第二封电报明確表示“支持有限度的必要行动”后，苏共政治局以7票赞成、3票弃权通过决议：授权西部军区部队“对波兰境內威胁苏联边境安全的匪帮武装採取跨境清剿行动”。
当天上午9时，红军三个突击集群越过边境。他们的目標是明確的：快速夺取交通枢纽，分割波兰东部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