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朝得权，暮腐败矣
语调平稳，听不出喜怒，字句落进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这话问得直白，却又重如千钧。
卢仲谦伏在地上，猛地抬起头，嘴巴张了张，眼珠瞪得滚圆。
先前的狂喜神色此刻却全然僵住，瞠目结舌，喉结上下滚动了数次，半晌没能挤出一个字来。
朱雄英见他这副模样，並未多等，再次开口发问，语调依旧平稳无波：“你为官这些年，为百姓做了哪些实事？”
卢仲谦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张了张嘴，像是有话要往外挤。
可目光扫过一旁的毛驤，见他面上似笑非笑的神情，到了嘴边的话又硬生生咽了回去，只余下急促的喘息声，依旧哑口无言。
朱雄英见状，原本平和的脸色沉了下来，眼底泛起一丝冷意，语气也添了几分严厉：“我再问你，你可有读书？可明圣贤之道？”
这话刚落，卢仲谦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猛地抬起头，抢著开口回话，声音因急切而有些嘶哑，带著一丝刻意的諂媚：
“读的！罪臣读过！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皆有涉猎！圣贤之道……罪臣亦曾研习！”
听卢仲谦这样说，朱雄英勾了勾唇角，冷笑了一声，那笑声极轻，却带著一股寒意。
“既读过书，也明事理，那今日对你处置，便不算不教而诛了。”
“我且问你，『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党』是什么意思？『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什么意思？”
像是根本没指望卢仲谦回答，朱雄英越问语速越快：
“『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己以安百姓』，又是什么意思？”
“这哪一句不是出自经典？不是圣贤之道？这些道理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说到这里，朱雄英的语调突然拔高，面上更添了几分厉色：
“为臣者，上不知效忠陛下，替陛下排忧解难，下不知安抚黎民百姓，造福一方，你这种官，还有脸喊什么冤枉？真正是死有余辜！”
卢仲谦整个人都瘫软在地，脸色灰败得如同死灰。
他张了张嘴，却再也发不出半个字，浑浊的眼珠失去了所有光亮，浑身止不住地发颤，只剩深深的颓废与绝望。
一旁的毛驤將这幕尽收眼底，再看向朱雄英时，眼底已添了几分难掩的钦佩。
他躬身向朱雄英行了一礼，而后转头沉声道：“来人，將这廝拖下去！”
锦衣卫应声上前，架起瘫软的卢仲谦，镣銬拖地的哐当声渐渐远去。
朱雄英冷著脸静静旁观了接下来十余名官员的审讯。
毛驤也是有样学样，依照朱雄英方才的问话路数，逐条詰问了一番。
这剩下的十余人竟个个与卢仲谦一般，问及为官初心、为民实事便哑口无言，提及求生便丑態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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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雄英瞧著瞧著，心底不由得生出几分沉重的感触，他突然开始有些同情朱元璋。
新朝伊始，百废待兴，可满朝儘是些读死书、图私利的庸碌之辈，真正能堪大用者寥寥无几。
这些所谓饱读诗书的官员，身上儘是宋、元两朝文人的遗毒。
欺压百姓时他们全无顾忌、贪赃枉法时他们毫不手软，面对权贵时他们又卑躬屈膝，面对锦衣卫他们则丑態百出，爭相攀咬以求自保。
这朝廷的官员都是这个样子，真亏这位洪武大帝是怎么撑过来的。
原本他还以为洪武朝时出现大规模贪腐、瀆职的主要原因是朱元璋性子太暴躁，太小气，不捨得给官员俸禄。
可如今亲眼所见，才明白虽然確实有这方面的原因，可根子还是出在这个时期的官僚风气上。
这些被宋、元两朝毒害，被民间资本腐蚀了三百多年的读书人，人生价值观已经彻底被扭曲。
读书时满口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一旦当了官，立刻就变成了“朝得权，暮腐败矣”。
读圣贤书只不过是进身之阶，仁义道德也不过是遮羞的幌子，百姓疾苦在他们眼中连螻蚁草芥都算不上。
这样的人，不杀，留著真是浪费粮食！
可是根源不在这些官员身上，而在那些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壤。
那些所谓的民间自由资本和那群靠学术获得了权力的文人集团捆绑在一起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毒瘤。
这种情况下，如何理顺皇权、官权、民权这三方关係，才是破局的根本。
明朝最大的问题，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来说，明朝就好比是一家公司。
朱元璋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官员们是这家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和员工，而科举就是面试。
对於公司的董事长而言，公司不能倒，但是对於职业经理人和员工而言，公司跨不跨，关我屁事，跨了无非换个公司。
放在国家层面，就变成了皇帝在乎的是民族正统不能倒，华夷之辩必须论。
而在官员们的眼中，朝代死不死，人民活不活，皇帝到底是谁做，与我何干？
改朝换代了，无非是换一个皇帝继续舔就是了，反正有人发工资，能继续贪腐享乐就行了。
这种思想从宋朝开始发芽，到元末明初已经根深蒂固，渗透进了整个士人阶层的骨髓之中。
这个时期的官员们，对国家，对民族没有责任感，刚好这个时期的民间自由资本开始发展壮大。
对民间自由资本来说，他们只要利润，为了利润可以不惜一切。
什么暴力垄断、巧取豪夺，搜刮底层民眾、里通外国，在他们面前毫无意义。
於是乎，官与商一拍即合，权钱勾结，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同盟就此形成。
財阀支持学阀，学阀演变成官阀，官阀再转过头来保护財阀，三方一起搜刮底层民眾。
这个时候，皇权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要依靠底层自耕农来给皇家提供武力，因此皇权必须代表民权和民生。
这就是朱元璋所说的大明与百姓共天下，而非与士大夫共天下。
但是这样一来，皇权就和官权形成了根本性的对立。
皇权代表著民权，而官权则代表著民间自由资本，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这种从人民中来的皇帝，遇见个贪官就想发个族谱消消乐的根本原因所在。
他在“官不聊生”和“民不聊生”之间选择了前者，於是成了史书上那个暴君，这就是触动了文人集团和士绅利益的代价。
支持皇权的是民生经济，而支持官权的是自由资本经济，他们是完全对立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其实他是绝对支持朱元璋继续杀下去的。
这个时期的文人已经从根子上腐烂了。
整个文人、士大夫、士绅集团已经形成了无负担叛国的倾向，甚至已经发展到了系统性、学术性地去论证卖国的合理性的地步。
元朝取代宋朝的时候，明知道异族入主中原对华夏文化的伤害有多大，但是他们却在鼓吹坐中原者即正统。
到了满清入关，更是变成了“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对叛国不仅没有任何心理障碍，甚至持欢迎態度，持开放態度。
这种事其实没什么新鲜的，因为到了后世，这样的人也同样大量存在。
那些鼓吹资本无国界的，科学技术无国界的，鼓吹本国思想制度落后，鼓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其实本质上都是歷史循环中的同一类人。
要辨別这一类人其实很简单，只需要看他们是否和自由资本有关。
凡是依附资本利益、为资本代言者，一定会在关键时刻背弃民族大义。
他们不管是从事什么样的学术研究和工作，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论卖国的合理性。
而对於朱雄英来说，他要解决的其实是如何在掐死自由资本的同时，快速发展经济。
眼下还好，第一阶段都还没开始，还在完善理论阶段。
但是一旦进入第二阶段他就要开始用钱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要用钱砸的，要用很多的钱，会多到令朱元璋心疼的程度。
所以，在此之前，他要想办法帮朱元璋赚钱，国库充裕了，底子厚了，到时候阻力自然就会小了。
卢仲谦伏在地上，猛地抬起头，嘴巴张了张，眼珠瞪得滚圆。
先前的狂喜神色此刻却全然僵住，瞠目结舌，喉结上下滚动了数次，半晌没能挤出一个字来。
朱雄英见他这副模样，並未多等，再次开口发问，语调依旧平稳无波：“你为官这些年，为百姓做了哪些实事？”
卢仲谦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张了张嘴，像是有话要往外挤。
可目光扫过一旁的毛驤，见他面上似笑非笑的神情，到了嘴边的话又硬生生咽了回去，只余下急促的喘息声，依旧哑口无言。
朱雄英见状，原本平和的脸色沉了下来，眼底泛起一丝冷意，语气也添了几分严厉：“我再问你，你可有读书？可明圣贤之道？”
这话刚落，卢仲谦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猛地抬起头，抢著开口回话，声音因急切而有些嘶哑，带著一丝刻意的諂媚：
“读的！罪臣读过！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皆有涉猎！圣贤之道……罪臣亦曾研习！”
听卢仲谦这样说，朱雄英勾了勾唇角，冷笑了一声，那笑声极轻，却带著一股寒意。
“既读过书，也明事理，那今日对你处置，便不算不教而诛了。”
“我且问你，『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党』是什么意思？『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什么意思？”
像是根本没指望卢仲谦回答，朱雄英越问语速越快：
“『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己以安百姓』，又是什么意思？”
“这哪一句不是出自经典？不是圣贤之道？这些道理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说到这里，朱雄英的语调突然拔高，面上更添了几分厉色：
“为臣者，上不知效忠陛下，替陛下排忧解难，下不知安抚黎民百姓，造福一方，你这种官，还有脸喊什么冤枉？真正是死有余辜！”
卢仲谦整个人都瘫软在地，脸色灰败得如同死灰。
他张了张嘴，却再也发不出半个字，浑浊的眼珠失去了所有光亮，浑身止不住地发颤，只剩深深的颓废与绝望。
一旁的毛驤將这幕尽收眼底，再看向朱雄英时，眼底已添了几分难掩的钦佩。
他躬身向朱雄英行了一礼，而后转头沉声道：“来人，將这廝拖下去！”
锦衣卫应声上前，架起瘫软的卢仲谦，镣銬拖地的哐当声渐渐远去。
朱雄英冷著脸静静旁观了接下来十余名官员的审讯。
毛驤也是有样学样，依照朱雄英方才的问话路数，逐条詰问了一番。
这剩下的十余人竟个个与卢仲谦一般，问及为官初心、为民实事便哑口无言，提及求生便丑態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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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雄英瞧著瞧著，心底不由得生出几分沉重的感触，他突然开始有些同情朱元璋。
新朝伊始，百废待兴，可满朝儘是些读死书、图私利的庸碌之辈，真正能堪大用者寥寥无几。
这些所谓饱读诗书的官员，身上儘是宋、元两朝文人的遗毒。
欺压百姓时他们全无顾忌、贪赃枉法时他们毫不手软，面对权贵时他们又卑躬屈膝，面对锦衣卫他们则丑態百出，爭相攀咬以求自保。
这朝廷的官员都是这个样子，真亏这位洪武大帝是怎么撑过来的。
原本他还以为洪武朝时出现大规模贪腐、瀆职的主要原因是朱元璋性子太暴躁，太小气，不捨得给官员俸禄。
可如今亲眼所见，才明白虽然確实有这方面的原因，可根子还是出在这个时期的官僚风气上。
这些被宋、元两朝毒害，被民间资本腐蚀了三百多年的读书人，人生价值观已经彻底被扭曲。
读书时满口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一旦当了官，立刻就变成了“朝得权，暮腐败矣”。
读圣贤书只不过是进身之阶，仁义道德也不过是遮羞的幌子，百姓疾苦在他们眼中连螻蚁草芥都算不上。
这样的人，不杀，留著真是浪费粮食！
可是根源不在这些官员身上，而在那些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壤。
那些所谓的民间自由资本和那群靠学术获得了权力的文人集团捆绑在一起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毒瘤。
这种情况下，如何理顺皇权、官权、民权这三方关係，才是破局的根本。
明朝最大的问题，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来说，明朝就好比是一家公司。
朱元璋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官员们是这家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和员工，而科举就是面试。
对於公司的董事长而言，公司不能倒，但是对於职业经理人和员工而言，公司跨不跨，关我屁事，跨了无非换个公司。
放在国家层面，就变成了皇帝在乎的是民族正统不能倒，华夷之辩必须论。
而在官员们的眼中，朝代死不死，人民活不活，皇帝到底是谁做，与我何干？
改朝换代了，无非是换一个皇帝继续舔就是了，反正有人发工资，能继续贪腐享乐就行了。
这种思想从宋朝开始发芽，到元末明初已经根深蒂固，渗透进了整个士人阶层的骨髓之中。
这个时期的官员们，对国家，对民族没有责任感，刚好这个时期的民间自由资本开始发展壮大。
对民间自由资本来说，他们只要利润，为了利润可以不惜一切。
什么暴力垄断、巧取豪夺，搜刮底层民眾、里通外国，在他们面前毫无意义。
於是乎，官与商一拍即合，权钱勾结，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同盟就此形成。
財阀支持学阀，学阀演变成官阀，官阀再转过头来保护財阀，三方一起搜刮底层民眾。
这个时候，皇权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要依靠底层自耕农来给皇家提供武力，因此皇权必须代表民权和民生。
这就是朱元璋所说的大明与百姓共天下，而非与士大夫共天下。
但是这样一来，皇权就和官权形成了根本性的对立。
皇权代表著民权，而官权则代表著民间自由资本，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这种从人民中来的皇帝，遇见个贪官就想发个族谱消消乐的根本原因所在。
他在“官不聊生”和“民不聊生”之间选择了前者，於是成了史书上那个暴君，这就是触动了文人集团和士绅利益的代价。
支持皇权的是民生经济，而支持官权的是自由资本经济，他们是完全对立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其实他是绝对支持朱元璋继续杀下去的。
这个时期的文人已经从根子上腐烂了。
整个文人、士大夫、士绅集团已经形成了无负担叛国的倾向，甚至已经发展到了系统性、学术性地去论证卖国的合理性的地步。
元朝取代宋朝的时候，明知道异族入主中原对华夏文化的伤害有多大，但是他们却在鼓吹坐中原者即正统。
到了满清入关，更是变成了“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对叛国不仅没有任何心理障碍，甚至持欢迎態度，持开放態度。
这种事其实没什么新鲜的，因为到了后世，这样的人也同样大量存在。
那些鼓吹资本无国界的，科学技术无国界的，鼓吹本国思想制度落后，鼓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其实本质上都是歷史循环中的同一类人。
要辨別这一类人其实很简单，只需要看他们是否和自由资本有关。
凡是依附资本利益、为资本代言者，一定会在关键时刻背弃民族大义。
他们不管是从事什么样的学术研究和工作，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论卖国的合理性。
而对於朱雄英来说，他要解决的其实是如何在掐死自由资本的同时，快速发展经济。
眼下还好，第一阶段都还没开始，还在完善理论阶段。
但是一旦进入第二阶段他就要开始用钱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要用钱砸的，要用很多的钱，会多到令朱元璋心疼的程度。
所以，在此之前，他要想办法帮朱元璋赚钱，国库充裕了，底子厚了，到时候阻力自然就会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