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避就耳”一说的重心在“避”字，有避的行为，自然不愿让他人看出，更不会有后人争论的这些细枝末节存在；若为自我代入，那也不会出现“忍情之说”和“使知者不为”的对立。张生自寓说的许多根据，都呈现出这种矛盾。】
白居易对元稹摇头：“提起《莺莺传》，我又想起被选入后世课本中那篇《氓》。”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文人写作，借此伤怀代入之人众多，可写作意图无法遮掩。
青春男女在读完《氓》后，会对男子承诺有所怀疑，不论古今之人阅《莺莺传》，应当都对莺莺之事有所怜惜思考，而非共情张生。
在他看来，元稹对张生与莺莺之恋的态度，但凡真读过文本，就不会有所怀疑。
出身贫寒的书生不顾礼节追求对方，后又无情抛弃，丑态非薄幸二字可形容。以祸水论为自己开脱，后求见莺莺，时人却称其善补过，本就是讽喻之言。
【张生认为自己在“忍情”，因为自身德行不够战胜妖孽，只能克制。元稹对此的评价是“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告诫他人别做这种事。
后半句的“为之者不惑”被认为是做了就不要感到困惑，大伙看了说这小子有问题，难道不是为张生说话吗？道德在哪里，三观在哪里，就算有时代局限性也不对吧。
但此处的“惑”，应该作“使别人感到迷惑”解。
单一的创作无法评价人物性格，纵观元稹生平诗作，他在《行宫》中写白头宫女，《织妇词》言织女不敢婚嫁，《会真诗三十韵》也是美好期冀更多，对妇女的同情贯彻始终，和他人谈及莺莺张生，与之交好的李绅叹莺莺之情，落点终在怜惜，而非赞同薄幸。
在人物塑造上，莺莺也是虽然没那么清醒，但脱离传统形象的——恋情的重心从来不在张生，而在莺莺的态度。她严词拒绝，张生只有辗转反侧的份，她决心回应，才有后来的一切。后来再嫁，回绝见面请求的，到底还是她。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不仅是莺莺的劝告，也是她对后来张生妻子的善意。
虽然最终还是没有脱离传统故事的套路，但《西厢记》中那个勇敢的、鲜明的崔莺莺底色，其实在《莺莺传》中，就已初见其心了。】
第117章 咱真不是那样人5
【元稹的张生自比说之所以为人深信， 除了错误的求证，也有个人形象和其他绯闻强绑定的缘故。薛涛，这个前面解释过，《云溪友议》远隔多年捏造的艳闻， 今天结合真实历史情况往细里深究一下。
先是《云溪友议》其书， 志怪故事和文人八卦齐聚， 后来被评价“失于考证”、“诲谑古圣”，属于文人激情创作产物，大多是草野传闻，不能尽信。
再看其中对元薛相关的记载：元稹听说西蜀有才女薛涛，心中向往， 任监察御史时请求出使剑门， 但职责范围也接触不到。等到他担任拾遗， 府公严绶为之牵线，常遣薛涛前往，二人相识，分别，赠情诗。
从元稹个人在官场的经历看，元和元年， 元稹任左拾遗，上了一堆奏本支持监察御史裴度，为宰相所不满， 同年就被贬走，因母丧回乡丁忧。
元和四年回到工作岗位，当了监察御史， 三月前往剑南东川查贪腐，得罪一堆人， 被排挤到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等到七月，元稹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上了新奏书，和“及为监察，求使剑门……及就除拾遗”的记载完全矛盾。
而传闻中严绶在元和四年帮元稹结识薛涛，也与史实不符。严格来讲，直到元和六年严绶出任江陵节度使，才与当时是江陵士曹参军的元稹有所往来。
流言的另一位主角薛涛身在西川，地理位置远得很，元稹一没高铁坐，二没水浒戴宗日行几百里的本事，当然没有和她见面的可能。时任节度使为武元衡，荆南的严绶手伸不了那么长。
元稹当时作出的诗也能稍微展示他入川后有多忙，“文案床席满，卷舒赃罪名。惨凄且烦倦，弃之阶下行。”满床都是案卷记录，工作尽头是烦得到处乱转，没有丁点约会的空闲。】
朱棣抚掌，光看元稹在元和几年间的官职变动，上疏，被贬，查贪腐，被排挤，再上疏，可称不易，却被街巷口舌所毁。
时至今日，记得他在东川平反冤案之人甚少，红粉知己的空话却漫漫。况且，他记得元稹从东川归来被贬不久后发妻便身故，方有《遣悲怀》诗组……怎一个惨字了得。
他在皇位上感慨，左右臣子见君王面色变幻，对视几眼，默默颔首致意——陛下这是同病相怜了。
虽非年节岁首，但为抒解郁气，白居易仍觅一古镜，怀镜胸前默问，再出门听人言，以听到之言占吉凶未来。
天幕正絮絮叨叨说话，四周俱寂，他在友人“卷舒赃罪名”的境况中烦倦而行，终于听到声息。隔墙小童正低声念诵着他抄录多日，传散天涯的元微之之作——剑折有寸利，镜破有片明。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
古镜寒幽，未破也有明光，他低头望去，从中捞出一片清白月。
【传说中元稹与薛涛互相唱和的情诗也并未收集于他的个人诗集中，大多为假，没有更多实证。身为当时文坛的风云人物，总要有点小烦恼，元稹就和白居易抱怨过自己的诗文驳杂，有人冒名顶替，写宫词百篇杂诗两卷说是元诗，仔细勘验，无一篇是。
他的知交白居易也有类似的困扰，写《白氏长庆集》还要在后续中再三强调“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为谬耳”，顶流难做啊。
再回到《云溪友议》，除了元薛恋情，作者还首创了另一桩绯闻，说元稹正打算派人接薛涛时，遇见了刘采春，似忘薛涛而赠采春诗。此诗也未收录入诗集，且无旁证，刘采春已有夫婿，二人并无更多交集。
风流韵事到此告一段落，再转向婚姻。不得不说，元稹是个满身黑锅的人，不结婚吧，说他玩弄女性又狠心抛弃，结婚吧，说他巧婚负心，纯粹的薄情郎。
“巧婚”之说，指的是元稹为求显宦，抛弃落魄贵女莺莺与高门韦氏结亲。莺莺相关已剖析过，而“巧婚”一词很值得玩味，当时韦父是太子宾客，但已有退隐之意，元稹写诗赠岳父，称对方“常言退休之志”，没有进取之心，他的官职也一直在校书郎徘徊，没有被岳家大佬带着越级升迁的迹象。
元稹悼亡诗中的“贫贱夫妻百事哀”被断章取义为贫困夫妻事事悲哀，多年来被用于警戒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纠其原义，贫贱夫妻一词他在祭文中就有所提及，婚后始知贱贫，然不悔于色，不戚于言，因而是“诚知死别之恨人人皆有，但你我是共苦夫妻死别，更觉哀痛。”
困苦至此，与负心另娶高门之说又有所矛盾。韦丛去世两年后元稹纳妾，再过四年再娶，我们无从评判这种婚娶对错，时代局限性这个词老生常谈了。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今人读悼亡诗，感当时情谊者有之，觉文学伪饰者有之，见仁见智，但有些谣传却不必。剔除误传的，据史料判断真实的，才是我们要做的。】
“从三国时魏文帝陈思王到元稹为发妻悼亡，天幕在谈论此类故事时，常提及文学之伪饰。”李清照沉吟。
身为文人，她固然知晓有些书生在落笔时会将情绪放大，一分凄楚写成十分，但人在困苦之极时，也多的是满腔愁怨凝诸笔端，只能吐出“载不动，许多愁”六字的时候。
怪来醒后傍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哀痛自有力量，人若只能赏玩文字，见之便思考其中是否巧言令色，那要错失多少情味。
李清照信手抚摩金石文玩，思考起品鉴诗文与情感的界限。
欧阳修无奈：“如今榜下捉婿之风盛行，达官显贵豪门奢族在放榜时观察新科进士，相看绿衣郎，与之结亲，本就是一种政治投资，如何称得上巧婚。”
中唐，元稹与他抱有同样的困惑，却是追念更多。忆及亡故的发妻，又念及绕床而行帐前啼哭的稚女和困顿的往日，最终只能落下一声长叹。
【我们深恶痛绝又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象是，就古代大环境而言，男性不管多负心薄幸，都能被评一句风流才子多情客，不会上升到个人品行道德败坏的地步。
但从后世文人考证看，从晚唐开始，元稹的形象就开始跌落，自宋艳闻增多，再到后面不断下滑。
易中天在讲三国时有个观点，历史人物大多都有三个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这三个形象相辅相成，历史形象造就文学形象，文学形象又深刻影响民间形象，民间的认知有时也会对前二者有所改变。
元稹在民间的渣男认知普遍来自宋朝生产的文学作品，但写野史也得有原因，为何中唐这么多文人，要选取元稹来进行这种再创作？他在历史上、在政治上究竟是何种面貌，才会让部分人对其心生恶感，散播出元稹打压迫害年仅三四岁李贺这样的奇葩之语？】
白居易对元稹摇头：“提起《莺莺传》，我又想起被选入后世课本中那篇《氓》。”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文人写作，借此伤怀代入之人众多，可写作意图无法遮掩。
青春男女在读完《氓》后，会对男子承诺有所怀疑，不论古今之人阅《莺莺传》，应当都对莺莺之事有所怜惜思考，而非共情张生。
在他看来，元稹对张生与莺莺之恋的态度，但凡真读过文本，就不会有所怀疑。
出身贫寒的书生不顾礼节追求对方，后又无情抛弃，丑态非薄幸二字可形容。以祸水论为自己开脱，后求见莺莺，时人却称其善补过，本就是讽喻之言。
【张生认为自己在“忍情”，因为自身德行不够战胜妖孽，只能克制。元稹对此的评价是“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告诫他人别做这种事。
后半句的“为之者不惑”被认为是做了就不要感到困惑，大伙看了说这小子有问题，难道不是为张生说话吗？道德在哪里，三观在哪里，就算有时代局限性也不对吧。
但此处的“惑”，应该作“使别人感到迷惑”解。
单一的创作无法评价人物性格，纵观元稹生平诗作，他在《行宫》中写白头宫女，《织妇词》言织女不敢婚嫁，《会真诗三十韵》也是美好期冀更多，对妇女的同情贯彻始终，和他人谈及莺莺张生，与之交好的李绅叹莺莺之情，落点终在怜惜，而非赞同薄幸。
在人物塑造上，莺莺也是虽然没那么清醒，但脱离传统形象的——恋情的重心从来不在张生，而在莺莺的态度。她严词拒绝，张生只有辗转反侧的份，她决心回应，才有后来的一切。后来再嫁，回绝见面请求的，到底还是她。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不仅是莺莺的劝告，也是她对后来张生妻子的善意。
虽然最终还是没有脱离传统故事的套路，但《西厢记》中那个勇敢的、鲜明的崔莺莺底色，其实在《莺莺传》中，就已初见其心了。】
第117章 咱真不是那样人5
【元稹的张生自比说之所以为人深信， 除了错误的求证，也有个人形象和其他绯闻强绑定的缘故。薛涛，这个前面解释过，《云溪友议》远隔多年捏造的艳闻， 今天结合真实历史情况往细里深究一下。
先是《云溪友议》其书， 志怪故事和文人八卦齐聚， 后来被评价“失于考证”、“诲谑古圣”，属于文人激情创作产物，大多是草野传闻，不能尽信。
再看其中对元薛相关的记载：元稹听说西蜀有才女薛涛，心中向往， 任监察御史时请求出使剑门， 但职责范围也接触不到。等到他担任拾遗， 府公严绶为之牵线，常遣薛涛前往，二人相识，分别，赠情诗。
从元稹个人在官场的经历看，元和元年， 元稹任左拾遗，上了一堆奏本支持监察御史裴度，为宰相所不满， 同年就被贬走，因母丧回乡丁忧。
元和四年回到工作岗位，当了监察御史， 三月前往剑南东川查贪腐，得罪一堆人， 被排挤到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等到七月，元稹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上了新奏书，和“及为监察，求使剑门……及就除拾遗”的记载完全矛盾。
而传闻中严绶在元和四年帮元稹结识薛涛，也与史实不符。严格来讲，直到元和六年严绶出任江陵节度使，才与当时是江陵士曹参军的元稹有所往来。
流言的另一位主角薛涛身在西川，地理位置远得很，元稹一没高铁坐，二没水浒戴宗日行几百里的本事，当然没有和她见面的可能。时任节度使为武元衡，荆南的严绶手伸不了那么长。
元稹当时作出的诗也能稍微展示他入川后有多忙，“文案床席满，卷舒赃罪名。惨凄且烦倦，弃之阶下行。”满床都是案卷记录，工作尽头是烦得到处乱转，没有丁点约会的空闲。】
朱棣抚掌，光看元稹在元和几年间的官职变动，上疏，被贬，查贪腐，被排挤，再上疏，可称不易，却被街巷口舌所毁。
时至今日，记得他在东川平反冤案之人甚少，红粉知己的空话却漫漫。况且，他记得元稹从东川归来被贬不久后发妻便身故，方有《遣悲怀》诗组……怎一个惨字了得。
他在皇位上感慨，左右臣子见君王面色变幻，对视几眼，默默颔首致意——陛下这是同病相怜了。
虽非年节岁首，但为抒解郁气，白居易仍觅一古镜，怀镜胸前默问，再出门听人言，以听到之言占吉凶未来。
天幕正絮絮叨叨说话，四周俱寂，他在友人“卷舒赃罪名”的境况中烦倦而行，终于听到声息。隔墙小童正低声念诵着他抄录多日，传散天涯的元微之之作——剑折有寸利，镜破有片明。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
古镜寒幽，未破也有明光，他低头望去，从中捞出一片清白月。
【传说中元稹与薛涛互相唱和的情诗也并未收集于他的个人诗集中，大多为假，没有更多实证。身为当时文坛的风云人物，总要有点小烦恼，元稹就和白居易抱怨过自己的诗文驳杂，有人冒名顶替，写宫词百篇杂诗两卷说是元诗，仔细勘验，无一篇是。
他的知交白居易也有类似的困扰，写《白氏长庆集》还要在后续中再三强调“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为谬耳”，顶流难做啊。
再回到《云溪友议》，除了元薛恋情，作者还首创了另一桩绯闻，说元稹正打算派人接薛涛时，遇见了刘采春，似忘薛涛而赠采春诗。此诗也未收录入诗集，且无旁证，刘采春已有夫婿，二人并无更多交集。
风流韵事到此告一段落，再转向婚姻。不得不说，元稹是个满身黑锅的人，不结婚吧，说他玩弄女性又狠心抛弃，结婚吧，说他巧婚负心，纯粹的薄情郎。
“巧婚”之说，指的是元稹为求显宦，抛弃落魄贵女莺莺与高门韦氏结亲。莺莺相关已剖析过，而“巧婚”一词很值得玩味，当时韦父是太子宾客，但已有退隐之意，元稹写诗赠岳父，称对方“常言退休之志”，没有进取之心，他的官职也一直在校书郎徘徊，没有被岳家大佬带着越级升迁的迹象。
元稹悼亡诗中的“贫贱夫妻百事哀”被断章取义为贫困夫妻事事悲哀，多年来被用于警戒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纠其原义，贫贱夫妻一词他在祭文中就有所提及，婚后始知贱贫，然不悔于色，不戚于言，因而是“诚知死别之恨人人皆有，但你我是共苦夫妻死别，更觉哀痛。”
困苦至此，与负心另娶高门之说又有所矛盾。韦丛去世两年后元稹纳妾，再过四年再娶，我们无从评判这种婚娶对错，时代局限性这个词老生常谈了。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今人读悼亡诗，感当时情谊者有之，觉文学伪饰者有之，见仁见智，但有些谣传却不必。剔除误传的，据史料判断真实的，才是我们要做的。】
“从三国时魏文帝陈思王到元稹为发妻悼亡，天幕在谈论此类故事时，常提及文学之伪饰。”李清照沉吟。
身为文人，她固然知晓有些书生在落笔时会将情绪放大，一分凄楚写成十分，但人在困苦之极时，也多的是满腔愁怨凝诸笔端，只能吐出“载不动，许多愁”六字的时候。
怪来醒后傍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哀痛自有力量，人若只能赏玩文字，见之便思考其中是否巧言令色，那要错失多少情味。
李清照信手抚摩金石文玩，思考起品鉴诗文与情感的界限。
欧阳修无奈：“如今榜下捉婿之风盛行，达官显贵豪门奢族在放榜时观察新科进士，相看绿衣郎，与之结亲，本就是一种政治投资，如何称得上巧婚。”
中唐，元稹与他抱有同样的困惑，却是追念更多。忆及亡故的发妻，又念及绕床而行帐前啼哭的稚女和困顿的往日，最终只能落下一声长叹。
【我们深恶痛绝又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象是，就古代大环境而言，男性不管多负心薄幸，都能被评一句风流才子多情客，不会上升到个人品行道德败坏的地步。
但从后世文人考证看，从晚唐开始，元稹的形象就开始跌落，自宋艳闻增多，再到后面不断下滑。
易中天在讲三国时有个观点，历史人物大多都有三个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这三个形象相辅相成，历史形象造就文学形象，文学形象又深刻影响民间形象，民间的认知有时也会对前二者有所改变。
元稹在民间的渣男认知普遍来自宋朝生产的文学作品，但写野史也得有原因，为何中唐这么多文人，要选取元稹来进行这种再创作？他在历史上、在政治上究竟是何种面貌，才会让部分人对其心生恶感，散播出元稹打压迫害年仅三四岁李贺这样的奇葩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