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最好的炼金石。它能將最普通的泥土炼成黄金;也能將最坚硬的钢铁,锈成尘埃。而在战爭这口巨大的熔炉里,它唯一的造物,是年轮——刻在土地上,也刻在人心上。”
    ——【陈墨的战时日记】
    一九四零年,八月初。太行山,黄崖洞根据地。
    陈墨靠在一棵新栽的苹果树下看著远处山坡上,那片在夕阳下泛著金光的梯田和梯田间。
    那些正扛著锄头唱著山歌说说笑笑归来的战士们,心中生出了一股恍如隔世般的感觉。
    时间过得真快啊。
    快得像山涧里那条不分昼夜奔流的溪水。
    不知不觉他来到这片土地已经一年多了。
    一年多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那双手早已不是,当初那双属於“读书人”的手了。
    手掌上布满了厚厚的、黄色的老茧。
    指甲缝里,残留著洗不掉的机油和泥土。
    手背上还有几道,被酸液腐蚀和被高温灼伤后留下的浅浅的疤痕。
    这是一双真正属於劳动者的手。
    一双能开荒能炼铁,能造枪,也能写字的手。
    而他身上的衣服,是一身和所有根据地干部一样用最粗的土布纺织而成的灰色军装。
    穿在身上很粗糙,甚至有些扎人。
    但很踏实。
    这一年多里他和那个技术研究总队就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工蜂。
    在这片几乎是一穷二白的土地上,用最原始的材料和最简陋的工具,硬生生地从无到有建立起了一套,虽然“土鱉”,但却五臟俱全的微型工业体系。
    他们用土法炼焦提高了兵工厂炼铁的温度和效率,让那些修復后的步枪枪管,硬度提高了至少三成。
    用马车和水车,带动著一台从日军卡车上拆下来的发电机,为小小的机加工车间提供了虽然微弱但却稳定宝贵的电力。
    他们甚至用猪鬃、竹片和酸枣核製作出了,第一批根据地自產的牙刷。
    虽然刷起来满嘴掉毛,但至少让战士们在经歷了血战之后,能清除掉牙缝里的血腥和硝烟。
    而当初那份写在纸上的《关於,利用本地现有资源,进行武器弹药改良及生產的三个可行性方案》也早已变成了让所有日偽军,都闻风丧胆的现实。
    飞雷炮!
    虽然因为材料和工艺的限制,產量依旧不高。
    但经过李四光的反覆改良,其射程和精度,都有了质的飞跃。
    它成了八路军拔除敌人坚固据点时,最简单、最粗暴,也最有效的“攻城锤”。
    而那些由陈墨亲自设计的五花八门的,新式地雷更是被战士们玩出了花。
    他们將地雷藏在粪堆里,叫做“臭气弹”。
    將地雷和鞭炮串在一起叫做“连环炮”。
    甚至將地雷,塞进马蜂窝掛在树上叫做“天女散花”……
    这些充满了人民群眾无穷智慧的“发明”,让进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根据地也在悄然地发生著改变。
    大生產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一座座荒山被开垦成了层层叠叠的梯田。
    一条条水渠,像蜘蛛网一样遍布了整个山谷。
    粮食虽然依旧紧张,但至少没有人再会因为飢饿,而去啃树皮吃观音土了。
    战士们和老乡们的脸上,虽然依旧菜色。
    但眼神里却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期盼。
    当然改变的不只是这些。
    还有人。
    林晚不再是那个只会跟在他身后,沉默不语的小尾巴了。
    她在根据地的扫盲夜校里,已经学完了所有的小学课程。
    她现在能看懂陈墨画的那些复杂的图纸。
    也能帮他整理,那些同样复杂的实验数据。
    她依旧不爱说话。
    但她的眼睛,却越来越亮。
    像两颗在黑暗中被知识的火焰彻底点燃的黑宝石。
    白琳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她成了根据地总医院里侯德榜最得力的助手。
    利用自己精通多国语言的优势,翻译了大量从国统区和海外,辗转流入根据地的珍贵的西医文献。
    她还开办了一个卫生员培训班。
    將最基础的伤口处理、消毒和,防疫知识,教给了那些同样是来自农村的年轻的女战士们。
    她依旧会在安静的夜晚独自一人,用俄语哼唱著那些充满了忧伤的故乡的民谣。
    但她的眼神里,那层化不开的忧鬱却渐渐地淡了。
    而赵长风,那个来自白山黑水的孤胆英雄。
    也早已將他那支,驍勇善战的抗联残部,彻底融入了129师的战斗序列。
    他凭藉著自己出色的军事才能在反扫荡中,立下的赫赫战功。
    如今已经是,三八六旅一个主力团的副团长了。
    他和陈賡旅长,一个悍勇如火;一个沉稳如山。
    两人搭档配合默契。
    成了让整个华北的日军,都头疼不已的一对王炸组合。
    一切似乎都在向著好的方向发展。
    但陈墨的心中却始终有一丝挥之不去的阴霾。
    他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何等狡猾、残忍,而又坚韧的对手。
    日军在经歷了1939年那场伤亡惨重的“大扫荡”的失败之后。
    並没有放弃。
    反而改变了策略。
    在过去的一年里。
    新上任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开始在整个华北地区推行一种更加阴险、也更加致命的“囚笼政策”。
    他们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深入根据地的军事冒险。
    而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
    疯狂地在根据地的外围,修建密不透风的封锁线。
    他们挖掘了数千公里长的深达四米、宽达八米的封锁沟。
    修建了数以万计的炮楼和据点。
    企图用这种水磨工夫,將整个华北的抗日根据地,一块块地分割包围,最后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活活地困死。
    这种看似笨拙,实则恶毒的战术给根据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根据地的面积在不断地被压缩。
    与外界的联繫,也几乎被彻底切断。
    粮食、药品、布匹、盐……
    所有生存所必需的物资,都变得越来越紧张。
    陈墨知道、组织高层也知道,再这样下去,不行。
    再这样被动地被围困下去。
    他们迟早会被耗死。
    必须,反击。
    必须用一次规模空前的主动出击。
    去砸碎这个该死的囚笼!
    去重新夺回生存的空间!
    陈墨將自己的想法和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於“对日军华北交通线,进行一次全面破袭战”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交给了师部。
    而师长和政委,在看完报告后也立刻,將其上报给了延安的八路军总部。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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