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5章 再次为「梦醒时见綰」加 更十章，第8章
汉东重型机械厂，1958年建厂，鼎盛时期有职工一万两千人，生產的大型工具机覆盖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
高育良的声音平稳有力，“但那是过去。
现在的情况是：在岗职工五千八百七十三人，欠银行贷款五亿二千万元，拖欠供应商货款八千万元，拖欠工人工资三个月，资產负债率187%。”
幕布切换到下一张图表：一条陡峭下滑的红色曲线，標註著“年產值（万元）”。
“这是近十年的產值变化。
从1988年的一亿六千万，下降到1997年的六千二百万。
去年全年亏损四千八百万。”
高育良停顿了一下。
“今年第一季度预计亏损一千五百万，如果现状不变，年底將资不抵债，依法破產。”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投影仪风扇的嗡鸣声。
“三月十二日，三百多名工人聚集在厂门口上访，要求发放工资、解决吃饭问题。”
屏幕上出现当时拍的照片，雨中的工人们举著纸板，神情焦虑。
“三月十三日凌晨，三台关键设备之一的龙门铣床主轴电机烧毁，直接导致三个订单无法完成。
设备老化的冰山就此浮出水面。”
高育良关掉投影，走回座位。
“面对这种情况，京州市委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稳定局面。
市財政紧急拨付五百万元，补发一个月工资，解决工人基本生活问题。
第二是，启动改革。
成立资金筹措、市场开拓、技术升级三个工作小组，由厂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代表组成，开始自救。
第三是，调查问题。
市纪委工作组进驻，对群眾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进行初核。”
他打开面前的文件夹：“这是重机厂改革初步方案。
核心思路是十六个字：分块搞活、职工持股、引进战投、债务重组。
具体实施分三步走……”
高育良用了二十分钟详细阐述方案。
他讲得很实，没有迴避困难：资金缺口大、设备老化严重、市场竞爭力弱、歷史包袱沉重。
但同时也讲了希望：老工人自发改造设备、拿到新订单、工人们愿意与厂子共渡难关。
“最后我想说一点。”
高育良合上文件夹。
“重机厂的问题，不是京州一个市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厂的问题。
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许多老国企共同面临的困境。
解决重机厂的问题，就是在为全省国企改革探路。
这份方案可能不完美，可能需要调整，但方向是对的——不能简单破產了事，要千方百计救活企业，保住工人饭碗。”
他坐下了。
叶尘放下手中的笔：“育良同志匯报得很全面。
大家都谈谈看法。”
第一个发言的是省国资委副主任周怀民。
他五十出头，头髮梳得一丝不苟，戴著无框眼镜，一副学者派头。
“我谈几点意见。”
他翻开笔记本，“第一，数据核实问题。
重机厂的资產负债率，我们国资委统计是179%，不是187%，这里有八个点的差距，需要重新核算。”
“周主任，我们用的是第三方审计机构的最新数据。
如果您需要，会后可以把审计报告复印件送您一份。”
周怀民推了推眼镜：“第二，关於改革方案。
分块搞活的想法很好，但操作难度极大。
重机厂是整体法人，分块涉及资產分割、债务分担、人员安置等一系列法律问题。
特別是债务，银行同意分块承担吗？”
“正在和银行沟通。”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
“我注意到方案中提到『职工持股』。
请问高书记，工人现在连工资都拿不到，哪来的钱入股？如果强制入股，是不是变相集资？
这符合国家政策吗？”
这个问题很尖锐。
高育良刚要回答，李达康突然开口了。
“哎哎，周主任，我插一句啊！”
李达康坐直身体。
“我在林城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工人没钱入股，可以用未来的工资折股，或者用债权转股权。
关键是设计好制度。
全国有成功的先例，我们可以借鑑。”
周怀民转向李达康：“达康同志，林城的情况和重机厂不同。
林城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有政策倾斜。
重机厂是纯粹的竞爭性行业，国家没有特殊政策。”
“所以就要探索。”
“改革就是要打破条条框框。
如果什么都等政策，什么都看先例，那还改什么？”
两人对视了几秒，会议室里的空气似乎更紧张了。
这时，省財政厅长发言了。
“叶书记、还有周主任、达康书记，我谈点实际问题。
按照京州市的方案，重机厂改革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省里今年財政预算很紧，教育、医疗、社保都是硬支出。
如果全力支持重机厂，其他地方就要受影响。
这个帐怎么算？”
宋长河放下茶杯：“財政困难是事实，但重机厂六千工人也是事实。
財政的钱是人民的钱，用在保民生、保稳定上，就是用在刀刃上。”
“宋省长说得对。”
省人社厅厅长接话，“但我们要算大帐。
重机厂改革需要投入多少？
成功率有多高？
如果投入大量资源最后还是救不活，这些资源是不是浪费了？
如果把这些资源用在培训工人转岗、扶持新產业上，会不会更有效？”
这就是那个敏感的问题——值不值得救。
叶尘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听著。
他的目光偶尔扫过每个人的脸，观察他们的表情。
沙瑞金突然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有穿透力。
“我谈点不同角度的看法。”
他摘下眼镜，慢条斯理的擦了擦镜片。
“刚才大家討论的都是经济帐、財政帐，我谈一下政治帐、民心帐。”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重机厂建厂四十年，三代工人在那里工作过。”
沙瑞金重新戴上眼镜，“现在厂子有困难，如果我们简单地说『救不了，破產吧』，工人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觉得，我们为国家干了一辈子，老了没用了，就被拋弃了。
这种情绪，会像病毒一样传染给其他国企的工人。”
高育良的声音平稳有力，“但那是过去。
现在的情况是：在岗职工五千八百七十三人，欠银行贷款五亿二千万元，拖欠供应商货款八千万元，拖欠工人工资三个月，资產负债率187%。”
幕布切换到下一张图表：一条陡峭下滑的红色曲线，標註著“年產值（万元）”。
“这是近十年的產值变化。
从1988年的一亿六千万，下降到1997年的六千二百万。
去年全年亏损四千八百万。”
高育良停顿了一下。
“今年第一季度预计亏损一千五百万，如果现状不变，年底將资不抵债，依法破產。”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投影仪风扇的嗡鸣声。
“三月十二日，三百多名工人聚集在厂门口上访，要求发放工资、解决吃饭问题。”
屏幕上出现当时拍的照片，雨中的工人们举著纸板，神情焦虑。
“三月十三日凌晨，三台关键设备之一的龙门铣床主轴电机烧毁，直接导致三个订单无法完成。
设备老化的冰山就此浮出水面。”
高育良关掉投影，走回座位。
“面对这种情况，京州市委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稳定局面。
市財政紧急拨付五百万元，补发一个月工资，解决工人基本生活问题。
第二是，启动改革。
成立资金筹措、市场开拓、技术升级三个工作小组，由厂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代表组成，开始自救。
第三是，调查问题。
市纪委工作组进驻，对群眾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进行初核。”
他打开面前的文件夹：“这是重机厂改革初步方案。
核心思路是十六个字：分块搞活、职工持股、引进战投、债务重组。
具体实施分三步走……”
高育良用了二十分钟详细阐述方案。
他讲得很实，没有迴避困难：资金缺口大、设备老化严重、市场竞爭力弱、歷史包袱沉重。
但同时也讲了希望：老工人自发改造设备、拿到新订单、工人们愿意与厂子共渡难关。
“最后我想说一点。”
高育良合上文件夹。
“重机厂的问题，不是京州一个市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厂的问题。
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许多老国企共同面临的困境。
解决重机厂的问题，就是在为全省国企改革探路。
这份方案可能不完美，可能需要调整，但方向是对的——不能简单破產了事，要千方百计救活企业，保住工人饭碗。”
他坐下了。
叶尘放下手中的笔：“育良同志匯报得很全面。
大家都谈谈看法。”
第一个发言的是省国资委副主任周怀民。
他五十出头，头髮梳得一丝不苟，戴著无框眼镜，一副学者派头。
“我谈几点意见。”
他翻开笔记本，“第一，数据核实问题。
重机厂的资產负债率，我们国资委统计是179%，不是187%，这里有八个点的差距，需要重新核算。”
“周主任，我们用的是第三方审计机构的最新数据。
如果您需要，会后可以把审计报告复印件送您一份。”
周怀民推了推眼镜：“第二，关於改革方案。
分块搞活的想法很好，但操作难度极大。
重机厂是整体法人，分块涉及资產分割、债务分担、人员安置等一系列法律问题。
特別是债务，银行同意分块承担吗？”
“正在和银行沟通。”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
“我注意到方案中提到『职工持股』。
请问高书记，工人现在连工资都拿不到，哪来的钱入股？如果强制入股，是不是变相集资？
这符合国家政策吗？”
这个问题很尖锐。
高育良刚要回答，李达康突然开口了。
“哎哎，周主任，我插一句啊！”
李达康坐直身体。
“我在林城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工人没钱入股，可以用未来的工资折股，或者用债权转股权。
关键是设计好制度。
全国有成功的先例，我们可以借鑑。”
周怀民转向李达康：“达康同志，林城的情况和重机厂不同。
林城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有政策倾斜。
重机厂是纯粹的竞爭性行业，国家没有特殊政策。”
“所以就要探索。”
“改革就是要打破条条框框。
如果什么都等政策，什么都看先例，那还改什么？”
两人对视了几秒，会议室里的空气似乎更紧张了。
这时，省財政厅长发言了。
“叶书记、还有周主任、达康书记，我谈点实际问题。
按照京州市的方案，重机厂改革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省里今年財政预算很紧，教育、医疗、社保都是硬支出。
如果全力支持重机厂，其他地方就要受影响。
这个帐怎么算？”
宋长河放下茶杯：“財政困难是事实，但重机厂六千工人也是事实。
財政的钱是人民的钱，用在保民生、保稳定上，就是用在刀刃上。”
“宋省长说得对。”
省人社厅厅长接话，“但我们要算大帐。
重机厂改革需要投入多少？
成功率有多高？
如果投入大量资源最后还是救不活，这些资源是不是浪费了？
如果把这些资源用在培训工人转岗、扶持新產业上，会不会更有效？”
这就是那个敏感的问题——值不值得救。
叶尘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听著。
他的目光偶尔扫过每个人的脸，观察他们的表情。
沙瑞金突然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有穿透力。
“我谈点不同角度的看法。”
他摘下眼镜，慢条斯理的擦了擦镜片。
“刚才大家討论的都是经济帐、財政帐，我谈一下政治帐、民心帐。”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重机厂建厂四十年，三代工人在那里工作过。”
沙瑞金重新戴上眼镜，“现在厂子有困难，如果我们简单地说『救不了，破產吧』，工人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觉得，我们为国家干了一辈子，老了没用了，就被拋弃了。
这种情绪，会像病毒一样传染给其他国企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