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八，这一年即將结束。
霍家老宅比平日热闹许多，院子里停了几辆掛著军牌和特殊通行证的车辆。今天是小叔霍崢从西北军区回京述职的日子，按照霍家的规矩，只要人在北京，年关前的这次家庭聚会是必须参加的。
霍砚礼到的时候，前厅已经聚了不少人。大伯一家、二伯一家都到了，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大人们坐在厅里喝茶说话。暖气开得很足，空气里瀰漫著茶香、点心的甜香，还有大家族聚会特有的那种喧闹又客套的氛围。
霍砚礼刚脱下大衣递给佣人，就听见院子里传来沉稳的脚步声。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门口。
霍崢穿著一身笔挺的陆军常服，肩章上的两槓三星在灯光下泛著冷硬的光泽。他三十六岁，比霍砚礼大六岁，身材挺拔，皮肤是常年野外训练晒出的古铜色，五官轮廓比霍砚礼更硬朗，眉骨处有一道浅浅的旧疤，不说话的时候，整个人透著一股肃杀之气。
特种部队出身，后来调到某个涉密部门，常年在外执行任务，一年回不了几次家——这是霍崢的標籤。在霍家这一代里，他是最特殊的一个，走了和父辈、兄弟们完全不同的路。
“小叔。”霍砚礼上前打招呼。
霍崢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不小：“又结实了。”
两人一起走进前厅。长辈们纷纷围上来，询问霍崢在部队的情况，什么时候能调回北京，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霍崢回答得很简短，大多数时候只是点头或摇头，偶尔说几句“还好”“不急”，语气平淡，但带著军人特有的那种不容置疑。
霍砚礼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小叔被眾人围著。他从小和霍崢关係就不算特別亲近——年龄差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性格和人生轨跡的差异。霍崢十八岁就进了军校，之后常年不在家，而霍砚礼走的是典型的家族继承人路线：名校，留学，回国接班。
但霍砚礼一直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他被几个大院里的孩子欺负，是霍崢——当时也就十五六岁——一个人把那几个比他大的孩子全打趴下了，然后背著他回家，一路沉默，只在最后说了句：“以后谁欺负你，告诉我。”
那是为数不多的、属於叔侄之间的温情时刻。
晚宴开始前，霍崢终於从长辈们的包围中脱身，走到霍砚礼身边坐下。佣人端来茶，他接过，喝了一大口，然后看向霍砚礼：“听说你结婚了？”
霍砚礼正在看手机上的工作邮件，闻言手指顿了顿，抬起头：“嗯。两年了。”
“宋知意。”霍崢说出这个名字，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个普通的名字。
但霍砚礼敏锐地捕捉到，小叔在说这三个字的时候，眼神有极其细微的变化——不是好奇，不是探究，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確认。
“你认识她？”霍砚礼放下手机。
霍崢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目光投向窗外院子里光禿禿的槐树枝椏。冬日的黄昏来得早，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院子里的灯还没开，那些枝椏在暮色中像一幅水墨画的留白。
“去年秋天，在敘利亚。”霍崢终於开口，声音比刚才低沉了些，“执行一次联合撤侨任务。她在外交部工作组里。”
霍砚礼的心跳莫名快了一拍。他想起了之前爷爷说过的那些零散的消息。
“哦。”他应了一声，语气儘量保持平静，“听爷爷提过，她在那边工作过。”
霍崢转过头，看著他：“不只是『工作』那么简单。”
厅里的其他人还在聊天，声音嘈杂，但霍砚礼觉得那些声音忽然远了。他和小叔之间，仿佛隔出了一个独立的、安静的空间。
“那次任务很棘手。”霍崢继续说，语气像是在做任务简报，冷静，客观，“我们要撤出一个被围困的工业区，里面有十七名中方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还有他们的九名当地雇员。对方武装组织控制了所有进出通道，要求用物资换人。”
“常规谈判已经进行了两天，没进展。第三天，他们的条件变了——要求联合国或中立国外交官到场担保，才肯放人。说是怕我们撤侨后，位置暴露，会遭到空袭。”
霍崢停顿了一下，目光变得深远，像是回到了那个硝烟瀰漫的现场。
“当时联合国的人赶不过来，最近的中立国外交官在两百公里外。时间不等人，因为情报显示，对方內部有分歧，强硬派可能隨时改变主意。”他看向霍砚礼，“外交部工作组里，当时有五个人。四个男同志，一个女同志——就是宋知意。”
霍砚礼的手指无意识地握紧了茶杯。茶水已经凉了，杯壁传来的寒意顺著指尖蔓延。
“她主动提出去。”霍崢的声音很平，“她说她会阿拉伯语，了解当地部落习俗，而且……她是女的。”
“女的怎么了？”霍砚礼脱口而出。
“在那种环境下，女性有时候反而更容易获得对话机会——只要足够勇敢，足够聪明。”霍崢解释，“对方虽然强硬，但还遵循一些古老的部落规矩，比如不轻易对女性动武，尤其是表明中立身份的女性外交人员。”
他放下茶杯，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我们当时反对。太危险。但她很坚持。她说那些工人已经困了四天，有人受伤，有人有慢性病，不能再等。”
霍砚礼的呼吸滯了一下。
“后来呢？”他听到自己问，声音有些干。
“后来她去了。”霍崢说，“一个人，带了一个当地翻译——那个翻译还是个学生，嚇得直发抖。她穿著防弹背心，举著中国国旗和工作证，走到对方的检查站。我们的人在后方监听，准备隨时强攻。”
“她说了二十分钟。”霍崢的语速慢了下来，像是在回忆每一个细节，“先是表明身份，强调中立和人道主义立场。然后逐一列出被困人员的身份——不是名单，是具体信息：谁有糖尿病需要胰岛素，谁家里有刚出生的孩子，谁的母亲上周刚去世需要回家……她不知道从哪里了解到这些，可能是之前和工人们聊天时记下的。”
霍砚礼想像著那个画面：战火纷飞的背景，一个穿著白衬衫（虽然外面套著防弹背心）的中国女人，用流利的阿拉伯语，平静地讲述著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
“最后，”霍崢继续说，“她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放人，中方提供双倍的人道主义物资，並且……安排医疗队给当地平民义诊，特別是妇女和儿童。她还特意提到，知道对方指挥官的母亲有风湿病，中方医疗队有专家可以治疗。”
霍崢顿了顿，看向霍砚礼：“你知道她怎么知道对方母亲生病的吗？”
霍砚礼摇头。
“是她之前做社区调研时，从一个老奶奶那里听说的。那个老奶奶和指挥官的母亲是旧识。她记住了。”霍崢的语气里，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情绪——是敬佩，“她不是临时抱佛脚，是在之前的工作中，就默默收集了这些可能永远用不上、也可能关键时刻救命的信息。”
厅里的灯光突然全亮了，佣人开始布置餐桌。喧闹声又近了。
霍崢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不存在的灰尘，然后低头看著还坐著的霍砚礼，说了句话。
声音不大，但在霍砚礼听来，却像惊雷。
“砚礼，”霍崢说，“你配不上她。”
说完，他转身走向餐厅，留下霍砚礼一个人坐在原地。
配不上？
霍砚礼几乎要笑出声来。他觉得荒谬。他是霍砚礼，霍家这一代的掌舵者，京圈里人人敬畏的太子爷，手握千亿商业帝国，见过的人、经过的事、做出的决策，哪一样不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她宋知意是什么？一个外交部翻译，一个家世普通的女人，一个……为了完成外公遗愿才嫁进霍家的人。
他配不上她？
霍砚礼嗤之以鼻。
霍家老宅比平日热闹许多，院子里停了几辆掛著军牌和特殊通行证的车辆。今天是小叔霍崢从西北军区回京述职的日子，按照霍家的规矩，只要人在北京，年关前的这次家庭聚会是必须参加的。
霍砚礼到的时候，前厅已经聚了不少人。大伯一家、二伯一家都到了，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大人们坐在厅里喝茶说话。暖气开得很足，空气里瀰漫著茶香、点心的甜香，还有大家族聚会特有的那种喧闹又客套的氛围。
霍砚礼刚脱下大衣递给佣人，就听见院子里传来沉稳的脚步声。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门口。
霍崢穿著一身笔挺的陆军常服，肩章上的两槓三星在灯光下泛著冷硬的光泽。他三十六岁，比霍砚礼大六岁，身材挺拔，皮肤是常年野外训练晒出的古铜色，五官轮廓比霍砚礼更硬朗，眉骨处有一道浅浅的旧疤，不说话的时候，整个人透著一股肃杀之气。
特种部队出身，后来调到某个涉密部门，常年在外执行任务，一年回不了几次家——这是霍崢的標籤。在霍家这一代里，他是最特殊的一个，走了和父辈、兄弟们完全不同的路。
“小叔。”霍砚礼上前打招呼。
霍崢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不小：“又结实了。”
两人一起走进前厅。长辈们纷纷围上来，询问霍崢在部队的情况，什么时候能调回北京，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霍崢回答得很简短，大多数时候只是点头或摇头，偶尔说几句“还好”“不急”，语气平淡，但带著军人特有的那种不容置疑。
霍砚礼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小叔被眾人围著。他从小和霍崢关係就不算特別亲近——年龄差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性格和人生轨跡的差异。霍崢十八岁就进了军校，之后常年不在家，而霍砚礼走的是典型的家族继承人路线：名校，留学，回国接班。
但霍砚礼一直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他被几个大院里的孩子欺负，是霍崢——当时也就十五六岁——一个人把那几个比他大的孩子全打趴下了，然后背著他回家，一路沉默，只在最后说了句：“以后谁欺负你，告诉我。”
那是为数不多的、属於叔侄之间的温情时刻。
晚宴开始前，霍崢终於从长辈们的包围中脱身，走到霍砚礼身边坐下。佣人端来茶，他接过，喝了一大口，然后看向霍砚礼：“听说你结婚了？”
霍砚礼正在看手机上的工作邮件，闻言手指顿了顿，抬起头：“嗯。两年了。”
“宋知意。”霍崢说出这个名字，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个普通的名字。
但霍砚礼敏锐地捕捉到，小叔在说这三个字的时候，眼神有极其细微的变化——不是好奇，不是探究，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確认。
“你认识她？”霍砚礼放下手机。
霍崢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目光投向窗外院子里光禿禿的槐树枝椏。冬日的黄昏来得早，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院子里的灯还没开，那些枝椏在暮色中像一幅水墨画的留白。
“去年秋天，在敘利亚。”霍崢终於开口，声音比刚才低沉了些，“执行一次联合撤侨任务。她在外交部工作组里。”
霍砚礼的心跳莫名快了一拍。他想起了之前爷爷说过的那些零散的消息。
“哦。”他应了一声，语气儘量保持平静，“听爷爷提过，她在那边工作过。”
霍崢转过头，看著他：“不只是『工作』那么简单。”
厅里的其他人还在聊天，声音嘈杂，但霍砚礼觉得那些声音忽然远了。他和小叔之间，仿佛隔出了一个独立的、安静的空间。
“那次任务很棘手。”霍崢继续说，语气像是在做任务简报，冷静，客观，“我们要撤出一个被围困的工业区，里面有十七名中方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还有他们的九名当地雇员。对方武装组织控制了所有进出通道，要求用物资换人。”
“常规谈判已经进行了两天，没进展。第三天，他们的条件变了——要求联合国或中立国外交官到场担保，才肯放人。说是怕我们撤侨后，位置暴露，会遭到空袭。”
霍崢停顿了一下，目光变得深远，像是回到了那个硝烟瀰漫的现场。
“当时联合国的人赶不过来，最近的中立国外交官在两百公里外。时间不等人，因为情报显示，对方內部有分歧，强硬派可能隨时改变主意。”他看向霍砚礼，“外交部工作组里，当时有五个人。四个男同志，一个女同志——就是宋知意。”
霍砚礼的手指无意识地握紧了茶杯。茶水已经凉了，杯壁传来的寒意顺著指尖蔓延。
“她主动提出去。”霍崢的声音很平，“她说她会阿拉伯语，了解当地部落习俗，而且……她是女的。”
“女的怎么了？”霍砚礼脱口而出。
“在那种环境下，女性有时候反而更容易获得对话机会——只要足够勇敢，足够聪明。”霍崢解释，“对方虽然强硬，但还遵循一些古老的部落规矩，比如不轻易对女性动武，尤其是表明中立身份的女性外交人员。”
他放下茶杯，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我们当时反对。太危险。但她很坚持。她说那些工人已经困了四天，有人受伤，有人有慢性病，不能再等。”
霍砚礼的呼吸滯了一下。
“后来呢？”他听到自己问，声音有些干。
“后来她去了。”霍崢说，“一个人，带了一个当地翻译——那个翻译还是个学生，嚇得直发抖。她穿著防弹背心，举著中国国旗和工作证，走到对方的检查站。我们的人在后方监听，准备隨时强攻。”
“她说了二十分钟。”霍崢的语速慢了下来，像是在回忆每一个细节，“先是表明身份，强调中立和人道主义立场。然后逐一列出被困人员的身份——不是名单，是具体信息：谁有糖尿病需要胰岛素，谁家里有刚出生的孩子，谁的母亲上周刚去世需要回家……她不知道从哪里了解到这些，可能是之前和工人们聊天时记下的。”
霍砚礼想像著那个画面：战火纷飞的背景，一个穿著白衬衫（虽然外面套著防弹背心）的中国女人，用流利的阿拉伯语，平静地讲述著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
“最后，”霍崢继续说，“她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放人，中方提供双倍的人道主义物资，並且……安排医疗队给当地平民义诊，特別是妇女和儿童。她还特意提到，知道对方指挥官的母亲有风湿病，中方医疗队有专家可以治疗。”
霍崢顿了顿，看向霍砚礼：“你知道她怎么知道对方母亲生病的吗？”
霍砚礼摇头。
“是她之前做社区调研时，从一个老奶奶那里听说的。那个老奶奶和指挥官的母亲是旧识。她记住了。”霍崢的语气里，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情绪——是敬佩，“她不是临时抱佛脚，是在之前的工作中，就默默收集了这些可能永远用不上、也可能关键时刻救命的信息。”
厅里的灯光突然全亮了，佣人开始布置餐桌。喧闹声又近了。
霍崢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不存在的灰尘，然后低头看著还坐著的霍砚礼，说了句话。
声音不大，但在霍砚礼听来，却像惊雷。
“砚礼，”霍崢说，“你配不上她。”
说完，他转身走向餐厅，留下霍砚礼一个人坐在原地。
配不上？
霍砚礼几乎要笑出声来。他觉得荒谬。他是霍砚礼，霍家这一代的掌舵者，京圈里人人敬畏的太子爷，手握千亿商业帝国，见过的人、经过的事、做出的决策，哪一样不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她宋知意是什么？一个外交部翻译，一个家世普通的女人，一个……为了完成外公遗愿才嫁进霍家的人。
他配不上她？
霍砚礼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