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大人，你这手下好不懂礼，陛下面前，他安敢如此阴阳怪气？！”王承恩怒说。
那壮士说著貌似客气的话，但脸上表情，还有说话的语气，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他对皇帝的不满。
果然，还不待倪元璐回话，那壮士就冷哼一声：
“你休要怪我家大人。”
“咱们兄弟跟著倪大人，不过是为了报答他散尽家財的恩情罢了。至於这朱家天下？”
那壮士又冷哼一声：
“它亡的也不亏。以某来看，若皇帝陛下还有些许体恤天下士民之心，就別再垂死挣扎，害生灵涂炭了。”
“你！”
王承恩气的吹鬍子瞪眼，倪元璐也是一下子变得脸色铁青：“奥基休要胡言！”
“倪大人。”
那壮士又拱手道：“您是有大才之人，当看的明白，如今这大明气数已尽，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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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敬您忠义，感您恩情，甘愿为您赴死。”
“但此时您若还和这昏君一起，某只怕您会白白送死，辜负一身才华，还要连累家人受罪啊！”
“锦衣卫何在？！”
王承恩受不了了，大喊：“还不赶快把这大不敬之人拿下！”
——“慢！”
朱由检一抬手，制止了王承恩的行动，上前两步，目光灼灼的盯著那壮士问：
“好小子，有胆！你叫什么名字？”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壮士抱拳一礼，声如洪钟，“某家姓奥名基，陕西富平人氏！”
奥姓？好稀有的姓氏...而且.....
“你是陕西人？”朱由检不由长吸口气。
“没错。”
奥基挺直腰杆，严肃的闭上了眼睛：“陛下可知道我陕西人这十几年来过得是什么日子吗？”
“崇禎二年起，陕西年年大旱，皇上不但不賑我灾，反而加征三餉......”
奥基猛地睁眼，深吸口气道：
“陛下知道观音土吗？”
“我在前线为你剿贼数年，回家却见爹娘大腹便便的死在炕上，他们的肚子里满满填的都是那狗东西！”
奥基的声音在晨风中颤抖，他看似平静的双目中藏著刻骨的仇恨和悲凉：
“我妹妹被官兵抢去做营妓，我兄长饿死在押送军粮的路上...而我们营，整整四年，没有发过一分钱的餉银......”
这该死的世道。
奥基的话如同一把尖刀，狠狠刺入朱由检的心口。他张了张嘴，想到自己的身份，一时间只能是无言以对。
首次直面重灾区民眾，原主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天启七年他初登基时，陕西巡抚的奏章就提到“人相食“的惨状。
十七年来，这样的奏报从陕西到河南，从山西到湖广，最终化作席捲天下的燎原之火。
而讽刺的是，朱由检后世人的灵魂，却很清楚的告诉了他，相比此时北方的糜烂，南方却是一派歌舞昇平的盛世景象。
在那里，江南的丝竹声日夜不休，秦淮河畔的脂粉香飘十里，富商巨贾们一掷千金，文人雅士们吟诗作画，仿佛这世间的苦难与他们毫无干係。
甚至，此时的江南，还深度介入了最初全球化世界贸易的浪潮之中，源源不断流入的白银滋养著这片土地上的繁华与奢靡......
资本主义的萌芽，说的正是此时堂皇富丽的烟雨江南，与苦难贫瘠的北方形成了残酷的对比。
这样不公平的天下，难道不该亡吗？
朱由检看著奥基冰冷的双眼，仿佛听到他这句无声的质问。
“所以，你就投了闯？”王承恩的声音也弱了许多。
“放屁！”
奥基突然大怒：“我若是投了闯，现在就该在城外跟著闯王杀进来，而不是站在这里！”
他猛地扯开衣襟，露出胸膛上狰狞的伤疤，紧接著又把后背亮出来，上面大书一个忠字。
“只因我家族人之前出过一代进士，可笑我那大字不识的娘亲偏要学什么岳母刺字，我爹寧可饿死全家也不从闯贼活命。”
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倪元璐终於站了出来，长嘆一声：
“臣之前被罢官时，有感天下糜烂，便走访河南与湖广诸地，见奥基等人虽已非我大明官兵，却仍在敌后坚持抗击流寇，护佑百姓，感其忠义便邀其一起为天下而战。”
——“只不过某倒没想到，倪大人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更没想到，有一天我还能让这养尊处优的皇帝听听我老陕人的声音。”
说罢，奥基一甩膀子，重新披好衣服，冷声说：
“现在，陛下知道为何这闯王能一呼百应，闯贼永远剿之不绝了吗？”
真想让这身体的原主来听听这些话啊。
朱由检微微仰头，望向阴沉的天际，陷入了一阵沉默。
后世穿越来的他可真是太知道怎么回事了。
公平，公平，还是踏马的公平。
大明朝之所以行將就木走向终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政府在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了调节能力，致財政崩溃。
北方连年天灾，朝廷不但无力賑济，反而加征三餉，逼得百姓不得不反；而富庶的南方却歌舞昇平，士绅豪强兼併土地、隱匿赋税，结党营私，在土地和外贸上赚的盆满钵满，朝廷却是束手无策。
尤其是张居正一条鞭法后，以白银徵税，虽然缓解了朝廷的財政困境，但在同时也毫无疑问的加剧了对普通百姓的负担。
中国本就是贫银国，白银流入全靠海外，实际得利皆在垄断海贸的南方士绅手上。
而北方百姓交税为了折银便要受到一轮二次盘剥。
比如同样是米，东南供京的“金银”为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即四石折银一两；而山西起运宣府、大同边镇的折银比例则为每石一两，还要加上二钱的脚价银，即运输费用。
按照这个计算，百姓即便是交同样的银税，北方一些地方的实际粮食支出就已是南方的四五倍之多。
而更要命的是，朝廷似乎完全没考虑这样现实的问题，反倒继续沿用过去的民运与边防策略，把沉重的赋税直接加诸在九边百姓身上。
以至於明末三响加征后，最终负担落在陕西官面上的户均税赋竟然高达浙江的六倍之多！
再加上折银和转运...还有那频频的天灾......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而我大明朝如今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损不足而奉有余。
这样的王朝，焉能不亡？
那壮士说著貌似客气的话，但脸上表情，还有说话的语气，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他对皇帝的不满。
果然，还不待倪元璐回话，那壮士就冷哼一声：
“你休要怪我家大人。”
“咱们兄弟跟著倪大人，不过是为了报答他散尽家財的恩情罢了。至於这朱家天下？”
那壮士又冷哼一声：
“它亡的也不亏。以某来看，若皇帝陛下还有些许体恤天下士民之心，就別再垂死挣扎，害生灵涂炭了。”
“你！”
王承恩气的吹鬍子瞪眼，倪元璐也是一下子变得脸色铁青：“奥基休要胡言！”
“倪大人。”
那壮士又拱手道：“您是有大才之人，当看的明白，如今这大明气数已尽，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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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敬您忠义，感您恩情，甘愿为您赴死。”
“但此时您若还和这昏君一起，某只怕您会白白送死，辜负一身才华，还要连累家人受罪啊！”
“锦衣卫何在？！”
王承恩受不了了，大喊：“还不赶快把这大不敬之人拿下！”
——“慢！”
朱由检一抬手，制止了王承恩的行动，上前两步，目光灼灼的盯著那壮士问：
“好小子，有胆！你叫什么名字？”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壮士抱拳一礼，声如洪钟，“某家姓奥名基，陕西富平人氏！”
奥姓？好稀有的姓氏...而且.....
“你是陕西人？”朱由检不由长吸口气。
“没错。”
奥基挺直腰杆，严肃的闭上了眼睛：“陛下可知道我陕西人这十几年来过得是什么日子吗？”
“崇禎二年起，陕西年年大旱，皇上不但不賑我灾，反而加征三餉......”
奥基猛地睁眼，深吸口气道：
“陛下知道观音土吗？”
“我在前线为你剿贼数年，回家却见爹娘大腹便便的死在炕上，他们的肚子里满满填的都是那狗东西！”
奥基的声音在晨风中颤抖，他看似平静的双目中藏著刻骨的仇恨和悲凉：
“我妹妹被官兵抢去做营妓，我兄长饿死在押送军粮的路上...而我们营，整整四年，没有发过一分钱的餉银......”
这该死的世道。
奥基的话如同一把尖刀，狠狠刺入朱由检的心口。他张了张嘴，想到自己的身份，一时间只能是无言以对。
首次直面重灾区民眾，原主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天启七年他初登基时，陕西巡抚的奏章就提到“人相食“的惨状。
十七年来，这样的奏报从陕西到河南，从山西到湖广，最终化作席捲天下的燎原之火。
而讽刺的是，朱由检后世人的灵魂，却很清楚的告诉了他，相比此时北方的糜烂，南方却是一派歌舞昇平的盛世景象。
在那里，江南的丝竹声日夜不休，秦淮河畔的脂粉香飘十里，富商巨贾们一掷千金，文人雅士们吟诗作画，仿佛这世间的苦难与他们毫无干係。
甚至，此时的江南，还深度介入了最初全球化世界贸易的浪潮之中，源源不断流入的白银滋养著这片土地上的繁华与奢靡......
资本主义的萌芽，说的正是此时堂皇富丽的烟雨江南，与苦难贫瘠的北方形成了残酷的对比。
这样不公平的天下，难道不该亡吗？
朱由检看著奥基冰冷的双眼，仿佛听到他这句无声的质问。
“所以，你就投了闯？”王承恩的声音也弱了许多。
“放屁！”
奥基突然大怒：“我若是投了闯，现在就该在城外跟著闯王杀进来，而不是站在这里！”
他猛地扯开衣襟，露出胸膛上狰狞的伤疤，紧接著又把后背亮出来，上面大书一个忠字。
“只因我家族人之前出过一代进士，可笑我那大字不识的娘亲偏要学什么岳母刺字，我爹寧可饿死全家也不从闯贼活命。”
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倪元璐终於站了出来，长嘆一声：
“臣之前被罢官时，有感天下糜烂，便走访河南与湖广诸地，见奥基等人虽已非我大明官兵，却仍在敌后坚持抗击流寇，护佑百姓，感其忠义便邀其一起为天下而战。”
——“只不过某倒没想到，倪大人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更没想到，有一天我还能让这养尊处优的皇帝听听我老陕人的声音。”
说罢，奥基一甩膀子，重新披好衣服，冷声说：
“现在，陛下知道为何这闯王能一呼百应，闯贼永远剿之不绝了吗？”
真想让这身体的原主来听听这些话啊。
朱由检微微仰头，望向阴沉的天际，陷入了一阵沉默。
后世穿越来的他可真是太知道怎么回事了。
公平，公平，还是踏马的公平。
大明朝之所以行將就木走向终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政府在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了调节能力，致財政崩溃。
北方连年天灾，朝廷不但无力賑济，反而加征三餉，逼得百姓不得不反；而富庶的南方却歌舞昇平，士绅豪强兼併土地、隱匿赋税，结党营私，在土地和外贸上赚的盆满钵满，朝廷却是束手无策。
尤其是张居正一条鞭法后，以白银徵税，虽然缓解了朝廷的財政困境，但在同时也毫无疑问的加剧了对普通百姓的负担。
中国本就是贫银国，白银流入全靠海外，实际得利皆在垄断海贸的南方士绅手上。
而北方百姓交税为了折银便要受到一轮二次盘剥。
比如同样是米，东南供京的“金银”为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即四石折银一两；而山西起运宣府、大同边镇的折银比例则为每石一两，还要加上二钱的脚价银，即运输费用。
按照这个计算，百姓即便是交同样的银税，北方一些地方的实际粮食支出就已是南方的四五倍之多。
而更要命的是，朝廷似乎完全没考虑这样现实的问题，反倒继续沿用过去的民运与边防策略，把沉重的赋税直接加诸在九边百姓身上。
以至於明末三响加征后，最终负担落在陕西官面上的户均税赋竟然高达浙江的六倍之多！
再加上折银和转运...还有那频频的天灾......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而我大明朝如今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损不足而奉有余。
这样的王朝，焉能不亡？